稿件来源：财新网 专栏作者 刘枭
奥运来了。
在一片吐槽声中（基建、安保等），巴西里约奥运会于北京时间8月6日如期开幕。作为全球最具商业价值的两大赛事IP（另一个是世界杯），即使筹备过程中存在种种不足和不顺，里约奥运会依然吸引了全球目光。赛场上，世界各国的顶级运动员——这些天之骄子们——共聚一堂相互切磋技艺；赛场外，体育的政治外交职能也在奥运会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讲，此次奥运可称开局不利，首日射击、游泳冲金未果，孙杨以0.13秒屈居亚军后痛哭流涕；直至次日，才在女子10米气枪项目上，由山东姑娘张梦雪打开局面，接着在跳水、举重项目上接连开花。
据统计，中国在参加的九届夏季奥运会上，只有两届首日无金。上一次是2000年的悉尼。当届奥运会上，中国代表团共获得28枚金牌，位列第三。以此来看，此次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预期得降一降了，创造历史、突破北京奥运会51枚的纪录已经不大现实；即使达不到上一届伦敦奥运会的38枚，可能也是正常现象，无需感到惊讶。毕竟除了竞技水平，饮食起居、临场发挥等偶然或者必然因素，对于比赛结果也有着显著的影响。夺金固然可喜，拿不到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。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看得开与豁达，尤其是中国体育主管单位的官员们。君不见孙杨憾负后，在场的体育总局官员眉头紧锁，直至首金出现，身上的压力才如释重负。同时，张梦雪获得中国代表团首金，运动员及其家庭固然兴奋，最高兴与获益最大的可能却是山东省以及济南市的体育口官员。毕竟，射击这种曝光率很低的小众项目的奥运冠军，带给运动员本人及家庭的商业价值相当有限，但对当地官员来讲，奥运首金可计作体育工作的重大政绩，对未来升迁以及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都将有很大帮助。中国的体育发展高度依赖举国体制，奥运及全运金牌KPI的层层分解，则是举国体制在政府工作事务中的具体表现。
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桩往事。自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以来，浙江省每一届至少都拿到了一枚金牌。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，某小球优势项目国家队负责人对其表示，已经内定了一名他省球员为奥运冠军，而这意味着另外一名浙江籍运动员将无缘金牌，甚至需要被迫让球。这种情况令陈措手不及，几经抗议，没有任何结果，反而被威胁让前述浙江籍运动员返回省队训练，最终不得不找各种办法疏通，才保住了国家队的名额。如非当年占旭刚在举重项目上夺魁，陈写道，“我可就是浙江体育的罪人了。”
一叶知秋，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国内并不鲜见，尤其在体育政治化色彩极其浓厚的早期，国际赛场上的让球、有组织的服用禁药，这些明显有违于奥运和体育精神的行为，都是中国代表团的历史污点，也难怪中国游泳届的后起之秀们难逃外界的有色眼镜。归根结底，在举国体制之下，体育是政治的延伸，需要服从各级官员的利益安排。与此同时，国内的体育资源也高度向国家队及顶级运动员倾斜，帮助他们争金夺银，以巩固官员们的政治利益。
作为一省体育局局长，陈培德为何不得不向国家队负责人低头？毕竟在当时，陈的行政级别要比该负责人更高。还不就是因为省队的陪练水平要远低于国家队，不利于运动员竞技水平的保持和提升，回省队基本就废了。如果连省体育局局长都被举国体制裹挟其中徒呼奈何，更不用说处于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人了。某种程度上，即使是孙杨、宁泽涛这样的顶级运动员，在国内也是弱势群体，运动成绩和商业价值并不完全由自己决定，必须得看其他人尤其是领导们的脸色。而一旦某些运动员翅膀硬了，想单飞，网球一姐李娜、前艺术体操双料亚运冠军钟玲所遭遇的那些挫折与不顺，便是这些向往着自由的小小鸟们所不得不严肃考虑的后果。
要知道，李娜凭借自身优异表现最终成为传奇，钟玲在体育创业浪潮中另起炉灶、向企业家转型，这些都只是“反体制”运动员中的凤毛麟角，更多的顶级运动员要么服从体制的安排，退役后在地方单位挂个闲职，要么反出体制后沦为平庸，甚至不乏浑身伤病生活困窘，不论哪种情况，都是体育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。成也举国体制，败也举国体制。体育政治化之下，所有人都是棋子，用完即弃，满盘皆输。
从这一角度看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别具历史意义，因为这是2014年国务院“46号文”暨体育产业改革拉开大幕后的首届奥运会。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所取得成绩，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了改革的起点。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培养起来的运动员，其竞技水平与竞赛成绩和举国体制相比，究竟孰优孰劣？若干年后便可见分晓。首金迟到、夺金总数不及预期、大球项目折戟沉沙，一定程度上也在为未来的成绩提升预留空间。毕竟，不论是举国体制，还是市场化体育，竞赛成绩都是衡量竞技水平、决定资源分配的重要标准——市场化体育也得出成绩。2008年的51金可谓是举国体制的顶峰，举国训练、举国办赛、举国夺金、举国沸腾，但同时也透支了中国体育的未来，让非奥运适龄选手失去了在国际大赛中锻炼的机会。彼时曾有建议称，金牌拿到世界第一，是时候搞改革了，但现在看未必是个好时候，既因体制惯性，也包含对成绩的担忧，万一改革后竞赛成绩不如从前，这个锅谁来背？姗姗迟来的首金既让政府官员们长舒一口气，对方兴未艾的体育产业改革来讲，也未必不是一个福音。当然，或许这种念头有些投机和鸡贼了。
奥运会之后，中国的体育主管部门面临换届，该退休的退休，该补上的补上。对于未来的体育官员们，如何深化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，需要取代奥运金牌，成为工作中的重点。需要告别举国体制，就像现在中国经济告别“唯GDP论”一样。体育改革是深化供给侧改革、提升中国经济质量的重要一环，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理解体育，理解体育改革，才能做到简政放权，还权于市场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对于身处其中的各级体育官员及运动员们来讲，告别举国体制也是在为他们减压减负，让体育回归正常，回归体育精神。
奥运来了，16天后便将闭幕。不论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如何，中国体育产业都将迎来新起点和新的开始。在这个有别于以往的后奥运时期，中国体育需要告别举国体制。
作者为熠帆资本副总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