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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体育需告别举国体制 里约成绩将决定改革起点

稿件来源:财新网 专栏作者 刘枭

奥运来了。

在一片吐槽声中(基建、安保等),巴西里约奥运会于北京时间8月6日如期开幕。作为全球最具商业价值的两大赛事IP(另一个是世界杯),即使筹备过程中存在种种不足和不顺,里约奥运会依然吸引了全球目光。赛场上,世界各国的顶级运动员——这些天之骄子们——共聚一堂相互切磋技艺;赛场外,体育的政治外交职能也在奥运会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讲,此次奥运可称开局不利,首日射击、游泳冲金未果,孙杨以0.13秒屈居亚军后痛哭流涕;直至次日,才在女子10米气枪项目上,由山东姑娘张梦雪打开局面,接着在跳水、举重项目上接连开花。

据统计,中国在参加的九届夏季奥运会上,只有两届首日无金。上一次是2000年的悉尼。当届奥运会上,中国代表团共获得28枚金牌,位列第三。以此来看,此次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预期得降一降了,创造历史、突破北京奥运会51枚的纪录已经不大现实;即使达不到上一届伦敦奥运会的38枚,可能也是正常现象,无需感到惊讶。毕竟除了竞技水平,饮食起居、临场发挥等偶然或者必然因素,对于比赛结果也有着显著的影响。夺金固然可喜,拿不到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。
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看得开与豁达,尤其是中国体育主管单位的官员们。君不见孙杨憾负后,在场的体育总局官员眉头紧锁,直至首金出现,身上的压力才如释重负。同时,张梦雪获得中国代表团首金,运动员及其家庭固然兴奋,最高兴与获益最大的可能却是山东省以及济南市的体育口官员。毕竟,射击这种曝光率很低的小众项目的奥运冠军,带给运动员本人及家庭的商业价值相当有限,但对当地官员来讲,奥运首金可计作体育工作的重大政绩,对未来升迁以及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都将有很大帮助。中国的体育发展高度依赖举国体制,奥运及全运金牌KPI的层层分解,则是举国体制在政府工作事务中的具体表现。

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桩往事。自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以来,浙江省每一届至少都拿到了一枚金牌。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,某小球优势项目国家队负责人对其表示,已经内定了一名他省球员为奥运冠军,而这意味着另外一名浙江籍运动员将无缘金牌,甚至需要被迫让球。这种情况令陈措手不及,几经抗议,没有任何结果,反而被威胁让前述浙江籍运动员返回省队训练,最终不得不找各种办法疏通,才保住了国家队的名额。如非当年占旭刚在举重项目上夺魁,陈写道,“我可就是浙江体育的罪人了。”

一叶知秋,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国内并不鲜见,尤其在体育政治化色彩极其浓厚的早期,国际赛场上的让球、有组织的服用禁药,这些明显有违于奥运和体育精神的行为,都是中国代表团的历史污点,也难怪中国游泳届的后起之秀们难逃外界的有色眼镜。归根结底,在举国体制之下,体育是政治的延伸,需要服从各级官员的利益安排。与此同时,国内的体育资源也高度向国家队及顶级运动员倾斜,帮助他们争金夺银,以巩固官员们的政治利益。

作为一省体育局局长,陈培德为何不得不向国家队负责人低头?毕竟在当时,陈的行政级别要比该负责人更高。还不就是因为省队的陪练水平要远低于国家队,不利于运动员竞技水平的保持和提升,回省队基本就废了。如果连省体育局局长都被举国体制裹挟其中徒呼奈何,更不用说处于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人了。某种程度上,即使是孙杨、宁泽涛这样的顶级运动员,在国内也是弱势群体,运动成绩和商业价值并不完全由自己决定,必须得看其他人尤其是领导们的脸色。而一旦某些运动员翅膀硬了,想单飞,网球一姐李娜、前艺术体操双料亚运冠军钟玲所遭遇的那些挫折与不顺,便是这些向往着自由的小小鸟们所不得不严肃考虑的后果。

要知道,李娜凭借自身优异表现最终成为传奇,钟玲在体育创业浪潮中另起炉灶、向企业家转型,这些都只是“反体制”运动员中的凤毛麟角,更多的顶级运动员要么服从体制的安排,退役后在地方单位挂个闲职,要么反出体制后沦为平庸,甚至不乏浑身伤病生活困窘,不论哪种情况,都是体育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。成也举国体制,败也举国体制。体育政治化之下,所有人都是棋子,用完即弃,满盘皆输。

从这一角度看,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别具历史意义,因为这是2014年国务院“46号文”暨体育产业改革拉开大幕后的首届奥运会。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所取得成绩,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了改革的起点。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培养起来的运动员,其竞技水平与竞赛成绩和举国体制相比,究竟孰优孰劣?若干年后便可见分晓。首金迟到、夺金总数不及预期、大球项目折戟沉沙,一定程度上也在为未来的成绩提升预留空间。毕竟,不论是举国体制,还是市场化体育,竞赛成绩都是衡量竞技水平、决定资源分配的重要标准——市场化体育也得出成绩。2008年的51金可谓是举国体制的顶峰,举国训练、举国办赛、举国夺金、举国沸腾,但同时也透支了中国体育的未来,让非奥运适龄选手失去了在国际大赛中锻炼的机会。彼时曾有建议称,金牌拿到世界第一,是时候搞改革了,但现在看未必是个好时候,既因体制惯性,也包含对成绩的担忧,万一改革后竞赛成绩不如从前,这个锅谁来背?姗姗迟来的首金既让政府官员们长舒一口气,对方兴未艾的体育产业改革来讲,也未必不是一个福音。当然,或许这种念头有些投机和鸡贼了。

奥运会之后,中国的体育主管部门面临换届,该退休的退休,该补上的补上。对于未来的体育官员们,如何深化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,需要取代奥运金牌,成为工作中的重点。需要告别举国体制,就像现在中国经济告别“唯GDP论”一样。体育改革是深化供给侧改革、提升中国经济质量的重要一环,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理解体育,理解体育改革,才能做到简政放权,还权于市场,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对于身处其中的各级体育官员及运动员们来讲,告别举国体制也是在为他们减压减负,让体育回归正常,回归体育精神。

奥运来了,16天后便将闭幕。不论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如何,中国体育产业都将迎来新起点和新的开始。在这个有别于以往的后奥运时期,中国体育需要告别举国体制。

作者为熠帆资本副总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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